胡翼青工业逻辑下学术创新还能活多久社

社科报演讲台

原题：学术创新是否会在工业生产逻辑下终结

作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与社会研究所所长胡翼青

◤谈学术工业，要从美国第二代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家说起。这批人把学术作为经营的事业，靠它获取利益，并且跻身社会名流。

与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完全不同。为什么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界会出现这样的突变？突变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逻辑？

当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逻辑。这个逻辑有几个要素：第一是批量生产，即量产；第二是效益最大化原则；第三是分工合作；第四是工人机械式的重复劳动；第五是严格科学的管理制度。马克思之后，有人非常敏锐地发现可以把工业生产逻辑推诸文化生产，他就是本雅明。

文化工业

20世纪30年代以后，认真研读了《资本论》的本雅明发现，文化产品因为机械复制开始批量化生产。原本有着独一无二灵韵的艺术作品，现在变成了千篇一律供人消费的大众文化。一方面，公众有了更多接触这些文化产品的可能；另一方面，艺术创作的独一无二性以及它的灵韵也就此终结。本雅明不幸去世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秉承着本雅明的遗志，共同创作了《启蒙辩证法》。他们认为，所谓的大众文化其实是一种工业，因此提出了CultureIndustry（文化工业）这个词，他们想指出在文化这个层面的启蒙是怎样被一种工业生产化的文化所取代的。通过千篇一律的、大量的、批量化的复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通过市场成功地进入到消费者的头脑当中，并对其行为进行社会控制，文化的反抗性就此终结。

应

既然学术知识的创造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学术研究上也形成“工业化”呢？事实上在阿多诺的时代，学术工业化的时代已经来临，而且阿多诺还亲眼目睹和体验了这个时代的来临，尽管他没有亲自给这个时代命名。年当阿多诺第一次出现在应用社会研究局（当时还叫诺瓦克大学广播研究项目）时，他看到所有的研究者都在一个叫做“安妮小宝贝”的收听节目测量仪面前忙忙碌碌地进行电话访谈，询问听众是否喜欢这个节目？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态度？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数据统计下来，作为测量广播有没有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阿多诺在此后的自传中说：“在这一刹那我被惊呆了！”

拉扎斯菲尔德

年拉扎斯菲尔德在美国经营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学术工厂。准确地说，在它最繁盛的时期，大概有接近位研究人员在超过万美元资金预算的一个大机构里，使用机器和严格的管理程序，搜集各种与态度和心理有关的数据，并且根据对这些数据的统计归纳来得出相关的理论。这个学术工厂知识生产的速度非常惊人，可以用“量产”来形容。统计数据表明，在年到年之间，应用社会研究局共产出了52部学术著作、篇研究论文以及数量庞大的各种研究报告等。

在应用社会研究局，大学的知识生产传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往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时，是学者通过个人阅读和经验调查，把自己的世界观、理论的框架系统地搭建起来，这是一种创造性和整体性的独立劳动；但是在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工厂里面，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一道工序参与学术生产。

量

在应用社会研究局里，每一个体所做的工作，都是整体工作的一道工序。比如你是设计方案的，他是进行数据测量和分析的，我是进行数据整合和撰写报告的。所以，应用社会研究局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量化研究学术的“打工仔”，他们只在自己的环节里面发挥作用。

比如某个体长于方法设计，那么所有的课题的研究设计均会交由他来完成。应用社会研究局培养了一批为它打工的研究员，即人力资源。然后不断地从外面获得课题，也就是它的资金流。它有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做得好与不好，关键要看对雇主提供的课题所给出的答案内容是否能让雇主满意。不管是政府委托、军方委托还是商业企业委托，用的都是大量机器的生产，以及一套非常严格的管理工序。如果有人不能按这套管理工序办事，那就走人。

到了这一步，学术就不可能再保持中立了。原因在于，除了政府和商业组织之外，没有其他社会组织能支持学术工厂的正常运转。到了年，统计数据表明，应用社会研究局有83%的项目是政府和军方委托的，只有17%的项目是商业委托的。所以，应用社会研究局出产的这些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作为委托方的雇主服务的，也通常就是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它本身的意识形态是极度保守的。

应用社会研究局的成功引起了各个大学的效仿。很多大学认为，哥伦比亚大学之所以能够形成社会学著名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应用社会研究局以及它的资金运转和学术成果的流转。

自此以后，有若干精明的大学组织者、管理者及其背后的力量，在美国几百所大学里推广“一系一所”的应用社会研究局模式，以建设学术工厂的方式建设美国的社会科学。

文

知识生产标准化的结果就是导致知识创新的终结。因为在这种机制下，研究者不需要去创新知识，只需要制造委托的雇主所需要的知识。这是一种应用对策，而不是创造。因此，为什么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主要的社会科学都处于创新停滞状态，原因就在这里。

知识生产标准化导致了这个领域学术生产者的平庸化，即资质一般、没有想象力的研究人员也可以在流程式的工业生产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如鱼得水。当数量和效率成为衡量知识生产的主要绩效时，大家就不愿意穷经皓首去做真正有价值并且可以传世的学术作品，而是将首要任务视为解决各种问题、并在绩效考核中胜出。

第三个必然的后果就是，社会科学的学术立场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以维护现状为学术的旨归。这一趋向严重影响到学者们在做学术时的选题，很多研究就此失去了学术的想象力。

学术工业问题是值得警惕和反思的。作为工具的学术工业不是不能存在，而是不能成为主流或唯一。当一个社会把学术的游戏规则完全转变成工业生产的游戏规则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对学术界的一切期待，比如，知识的创新、学术成果的创新、大师的涌现等都跟学术工业快速发展的趋势正好相反。

因此，悲观地说，除非一个学者终其一生都不在意自己在学术共同体里扮演什么角色，否则，他就很有可能被规训成为资质平庸但产量很高的知识生产者。

再回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的立场上，为什么今天的大众文化的内容，如电视剧和电视综艺节目如此东抄西抄，甚至从国外复制，缺乏原创？原因很简单：文化工业追求的是量产与绩效，控制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比什么都重要。学术也是如此，量产和绩效绑架了学术生产。

这种情况下，令人担忧的问题就出现了：文化或学术自然而然的生长和创新过程是否会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逻辑下被彻底终结？（本文为南京大学胡翼青教授在西北大学发表演讲内容）

社会科学报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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