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王建祥教授急性白血病的分子分型

中国医学医院王建祥教授

您主要从事白血病治疗和发病机理研究。其中，有关白血病的机制研究这样纯基础性研究更是需要多年的积累才能出成果。有些医生可能认为这些研究太难、离临床太过遥远，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任何治疗的改进，任何新方法的出现，都依赖于基础研究。例如，通过研究白血病发病机理，我们可以发现白血病治疗的潜在靶点，根据这些靶点有望设计出新的靶向治疗药物。当然，并不是每一项基础研究的成果都能够转化成临床上的治疗药物，但是任何关于发病机制的研究都可能为其他科学家提供研究线索或启示，归根究底对白血病治疗是有帮助的。

诚然，基础研究距离白血病治疗比较遥远。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如果研究者急功近利，那么他对于基础研究的兴趣必然比较小。毕竟，科学实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来完成的。如果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为后人提供一些线索或帮助，这样必然会对基础研究产生比较浓厚的兴趣。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以兴趣为导向的，有了兴趣，必然会愿意从事基础研究。总之，基础研究不仅对疾病的治疗有巨大的帮助，而且对于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也有推动作用，甚至在疾病的预防方面能够提供宝贵线索。

请介绍一下您在白血病的机制研究中的研究成果，这些基础研究成果是否已有后续的临床应用。

我国科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急性髓细胞白血病M2b有一定的认识，主要是在形态学和临床特征方面。到了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这种白血病具有特殊的染色体易位，即8号和21号染色体易位。年，人们发现8号和21号染色体易位的结果是形成了AML1-ETO融合基因，后续研究证实这一融合基因主要通过在基因转录水平阻断造血干/祖细胞的分化和发育而发挥作用。我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该基因通过表观遗传学机制阻断靶基因的转录激活，从而抑制造血干/祖细胞的分化，引起白血病的发生。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设想是否可通过表观遗传修饰来逆转分化的过程。在后续研究中，我们的确找到了一系列具有靶向作用的小分子化合物，可以指导业界药物研究以应用于临床。当然，药物研究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们的研究确实为靶向治疗途径开辟了一条道路。目前，国内外出现了一系列有望用于临床的小分子靶向表观遗传学药物，这些药物结合传统的化疗或其他靶向治疗，将明显改善白血病的治疗。

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治疗手段或用于指导临床诊疗，可以说个体化诊疗的模式便是这一波研究成果的终极目标。请您谈一谈急性白血病的分子分型和个体化诊疗的应用？

近几年随着组学的发展和应用，科学家们在白血病中发现了一系列分子异常或突变，使该病的分型越来越精细，也使我们认识到某种分子突变除了和白血病的分子分型相关外，也与其预后相关。这必然使我们思考应该用何种方法更好地治疗分子突变。因此，分子突变的发现促使业界越来越注重开发小分子药物用于靶向治疗。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并不是所有的白血病都需要采取激进的治疗策略。某些类型的分子突变，其治疗强度可能需要降低；而某些类型则需要更强的治疗，甚至干细胞移植。

个体化治疗涉及到在这么复杂的分子突变中如何选择的问题。另外，怎样累积更多的经验适用于其他患者，也是个体化治疗中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目前，国内外的通用做法是，根据患者的分子遗传变化，把患者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群体，给予不同治疗方案，包括联合靶向治疗。我相信，今后5到10年将会有一大批靶向药物出现。例如，FLT3抑制剂治疗FLT3突变的AML显示出良好效果。最近的研究还发现了针对DH2分子突变的有效小分子靶向药物，用于治疗AML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相信以后还会出现其他靶点的抑制药物，与目前的传统治疗手段结合来改善疗效。

目前我们发现的分子突变都是预“后”的，通过它们只能看到临床结局，而能预“前”，所谓预“前”是指通过这些分子突变的分型前瞻性地使用干预措施，达到改善临床治疗疗效的目的，这也是今后业界分子靶向治疗的一个方向。

我们的一项前瞻性临床随机研究发现了一些与白血病预后相关的分子突变，也找到了一些可能改善某些分子突变疗效的方法。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下一步我们将开展新的临床试验，进一步改善和解答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您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您作为中国医院的管理者，同时兼任血液学会的领导者，对您未来的工作有何愿景和计划？

我作为中华医学血液学分会候任主委，必然要起到继承和发扬的作用。主委一届一换，作用是短暂的，在任期内，应该发挥我们业界的优势，团结协作，共同开展工作。目前，血液学会的发展非常好，包括血液学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已经初具规模。最近，我们针对我国血液学领域存在的优势、问题和差距组织了调研，以制订血液学会的发展和规划。这是从科研角度出发做的工作。另一方面，除了研究之外，我们更注重中国人自己的临床研究，虽然我们的临床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较其他国家，我们的协作体系仍不完善，协作程度仍然很低。如何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临床研究协作体系，是我们学会、乃至我们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学会应该在这方面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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